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今日开幕，0至3岁婴幼儿群体托育问题再次成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1月5日下午，针对如何挖掘现有资源提升托育能力、破解托育人才短缺难题等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市政协委员。

育儿需求大、费用高，工薪家庭婴幼儿托育“难”

阳阳（化名）的女儿今年两岁半了，平时都是奶奶带，未来上幼儿园接送还是由奶奶负责。但奶奶已经年过六旬，平时都不敢生病，生怕自己一生病孩子没人照顾。

“老人照看婴幼儿很容易力不从心，毕竟年纪大了。有些职业女性在休完产假后也很难顺利回归职场，即便重返工作岗位，也很难专心工作而影响到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表示，0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一个育儿家庭，也会对未婚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在阳阳看来，老一辈带娃节省了不少育儿费用，“无论是放育儿机构，还是请育儿嫂，都很贵。可能我的工资都不够育儿嫂的工资。”记者在某育儿嫂平台上搜索发现，在北京，育儿嫂的价格少则三五千，有的多达两万，甚至高于一般白领的月工资。

托育机构的费用同样不低。“我在调研中发现托育机构主要设在写字楼或者是商场里，这样的地方租金都很贵，机构的运营成本高，也间接导致了托育费用特别高。”胡澎表示，这样高的托育费用，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很难承受。

婴幼儿托育的需求却不会因为高费用降低。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

“北京市自2020年2月开放托育机构营业执照登记，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尚不能满足家长‘安全、便捷、专业’的托育服务需求。”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如是说道。

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

作为学龄前儿童的“主阵地”，幼儿园该如何发挥其在婴幼儿托育中的作用？

朱敏建议，根据北京各区的人口出生率，及时调配空闲幼儿园资源转移托育，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探索与发展。

“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有自己的优势。”朱敏告诉记者，托育机构所需的场地和人都可以与幼儿园现有资源实现共享，“比如一定的户外活动场地、保健室、配餐室等硬件设施，还有保育员、保洁、保安等。”同时，朱敏表示，调研中发现，部分幼儿园学位出现空余，这也让幼儿园参与托育有了更多可能。

不过，朱敏告诉记者，0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工作对幼儿园园长、保育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12月2日，人社部刚刚发布了托育服务行业的保育师和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的职业技能标准。”朱敏表示，如果幼儿园要进行“托幼一体化”探索，则必须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对于幼儿园来讲，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托育和幼儿园属于不同的部门分管，涉及协同管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强化部门联合。”朱敏表示，托育本身是综合性的服务，一定要各个部门联动，包括地区联动、属地联动。

此外，朱敏还建议可针对中大型人口密集社区进行科学调研和规划，分步骤优先保障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扩大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的数量，发挥示范性服务机构的示范作用等。

满足不同人群托育需求，设置家庭托育点

在胡澎看来，增加托育能力还可以不断探索多样化的托育服务模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针对0至3岁婴幼儿的多样化托育服务，特别是家庭托育点的服务模式值得借鉴。”

胡澎介绍，家庭托育点就是个人、家庭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照顾服务，其特点是嵌入社区，方便家长接送，面积不大，投入成本低，服务灵活，收费合理，“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差不多就可以设置家庭托育点。可以设置月托、日托、时托、夜托等不同的托育方式，像家长临时有急事，出差或孩子生病无法请假照看时，也提供临时托育服务。”

胡澎建议，尽快出台《北京市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明确家庭托育点的登记管理、人员资质、服务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以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途径，鼓励民间设立家庭托育点。

“可以对街道、社区办公用房、养老驿站等社区公共区域进行改造。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托育点有150平米就够了。”同时，胡澎表示，还可以在财政上进行补贴，对已有或新成立的家庭托育点应给予一次性开园补贴，对家庭托育点的租房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

利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

孕期引导知识、婴幼儿身心发育知识、婴幼儿发展引导知识、婴幼儿安全知识……记者在人社部公布的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看到，一名合格的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科学养育婴幼儿的心理学、营养学、医学等各种知识。

鉴于托育人才紧缺的现实，朱敏建议“抓源头和关键点”，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中高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尽快建立托育相关专业，从源头储备和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从职前、中、后全链条人才培育的角度考虑，建立培训考核机制。

“在托育人才的培养上，一定要往前看。现在三孩政策出台，对托育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有关部门能跟高职院校、师范院校联合人才培养，按照新发布的保育员、引导员的标准去培养，就可以做到真正的‘需求’与‘供给’的吻合。”朱敏说道。

胡澎也提出，针对目前托育人才资质不完善，要注重对托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职高、大专等教育机构中增设托育师培养方向；同时，还可以对有育儿经验的中年女性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托育人才。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今日开幕，0至3岁婴幼儿群体托育问题再次成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1月5日下午，针对如何挖掘现有资源提升托育能力、破解托育人才短缺难题等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市政协委员。

育儿需求大、费用高，工薪家庭婴幼儿托育“难”

阳阳（化名）的女儿今年两岁半了，平时都是奶奶带，未来上幼儿园接送还是由奶奶负责。但奶奶已经年过六旬，平时都不敢生病，生怕自己一生病孩子没人照顾。

“老人照看婴幼儿很容易力不从心，毕竟年纪大了。有些职业女性在休完产假后也很难顺利回归职场，即便重返工作岗位，也很难专心工作而影响到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表示，0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一个育儿家庭，也会对未婚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在阳阳看来，老一辈带娃节省了不少育儿费用，“无论是放育儿机构，还是请育儿嫂，都很贵。可能我的工资都不够育儿嫂的工资。”记者在某育儿嫂平台上搜索发现，在北京，育儿嫂的价格少则三五千，有的多达两万，甚至高于一般白领的月工资。

托育机构的费用同样不低。“我在调研中发现托育机构主要设在写字楼或者是商场里，这样的地方租金都很贵，机构的运营成本高，也间接导致了托育费用特别高。”胡澎表示，这样高的托育费用，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很难承受。

婴幼儿托育的需求却不会因为高费用降低。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

“北京市自2020年2月开放托育机构营业执照登记，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尚不能满足家长‘安全、便捷、专业’的托育服务需求。”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如是说道。

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

作为学龄前儿童的“主阵地”，幼儿园该如何发挥其在婴幼儿托育中的作用？

朱敏建议，根据北京各区的人口出生率，及时调配空闲幼儿园资源转移托育，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探索与发展。

“幼儿园进行‘托幼一体化’有自己的优势。”朱敏告诉记者，托育机构所需的场地和人都可以与幼儿园现有资源实现共享，“比如一定的户外活动场地、保健室、配餐室等硬件设施，还有保育员、保洁、保安等。”同时，朱敏表示，调研中发现，部分幼儿园学位出现空余，这也让幼儿园参与托育有了更多可能。

不过，朱敏告诉记者，0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工作对幼儿园园长、保育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1年12月2日，人社部刚刚发布了托育服务行业的保育师和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的职业技能标准。”朱敏表示，如果幼儿园要进行“托幼一体化”探索，则必须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对于幼儿园来讲，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托育和幼儿园属于不同的部门分管，涉及协同管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强化部门联合。”朱敏表示，托育本身是综合性的服务，一定要各个部门联动，包括地区联动、属地联动。

此外，朱敏还建议可针对中大型人口密集社区进行科学调研和规划，分步骤优先保障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扩大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的数量，发挥示范性服务机构的示范作用等。

满足不同人群托育需求，设置家庭托育点

在胡澎看来，增加托育能力还可以不断探索多样化的托育服务模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针对0至3岁婴幼儿的多样化托育服务，特别是家庭托育点的服务模式值得借鉴。”

胡澎介绍，家庭托育点就是个人、家庭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为0至3岁婴幼儿提供照顾服务，其特点是嵌入社区，方便家长接送，面积不大，投入成本低，服务灵活，收费合理，“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差不多就可以设置家庭托育点。可以设置月托、日托、时托、夜托等不同的托育方式，像家长临时有急事，出差或孩子生病无法请假照看时，也提供临时托育服务。”

胡澎建议，尽快出台《北京市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明确家庭托育点的登记管理、人员资质、服务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以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途径，鼓励民间设立家庭托育点。

“可以对街道、社区办公用房、养老驿站等社区公共区域进行改造。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托育点有150平米就够了。”同时，胡澎表示，还可以在财政上进行补贴，对已有或新成立的家庭托育点应给予一次性开园补贴，对家庭托育点的租房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

利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

孕期引导知识、婴幼儿身心发育知识、婴幼儿发展引导知识、婴幼儿安全知识……记者在人社部公布的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看到，一名合格的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科学养育婴幼儿的心理学、营养学、医学等各种知识。

鉴于托育人才紧缺的现实，朱敏建议“抓源头和关键点”，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中高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尽快建立托育相关专业，从源头储备和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从职前、中、后全链条人才培育的角度考虑，建立培训考核机制。

“在托育人才的培养上，一定要往前看。现在三孩政策出台，对托育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有关部门能跟高职院校、师范院校联合人才培养，按照新发布的保育员、引导员的标准去培养，就可以做到真正的‘需求’与‘供给’的吻合。”朱敏说道。

胡澎也提出，针对目前托育人才资质不完善，要注重对托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职高、大专等教育机构中增设托育师培养方向；同时，还可以对有育儿经验的中年女性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托育人才。